“我们算的10送2.5-3.5股，结果方案是10送2股加8元现金，综合相当于10送2.8股。我们的测算错了吗？”
两人重新运行模型。输入最新的市场数据——股改通过后的股价表现、行业估值变化、公司最新的一季度财报。
计算结果更新：合理对价区间：每10股流通股获送2.8-3.2股。
“看。”沈清如指着屏幕，“如果我们用现在的数据回测，合理对价应该更高。为什么？因为股改通过后，市场给三一的估值提升了，全流通的预期已经部分兑现。”
“也就是说，我们的测算在当时的时点是超前的。”陈默明白了，“市场需要时间消化股改的影响，而我们的模型已经提前反映了这种影响。”
“但这带来了问题。”沈清如说，“当我们用超前的判断去和当下的市场沟通时，会产生认知差。公司、保荐机构、甚至其他投资者，都觉得我们‘要价太高’。”
“所以我们需要区分两个概念：理论合理值和现实可行值。”陈默在白板上写下这两个词，“理论合理值是我们的研究给出的，现实可行值是市场博弈能接受的。”
“那下次我们该怎么办？报理论值，还是报可行值？”
“都报。”陈默说，“但要明确告知对方区别。理论值是我们认为真正公平的值，可行值是我们预计能通过博弈实现的值。这样既坚持了专业立场，又具备了可操作性。”
接下来复盘沟通环节。
“与公司沟通：有效，但有限。”沈清如翻看着与李峰、梁稳根的会议记录，“公司愿意听我们的意见，也承认我们的研究有深度，但在核心利益上不会轻易让步。”
“与保荐机构沟通：更务实。”陈默想起和周明的几次交流，“他们关心的是方案能否通过，而不是是否完美。但通过这次，他们意识到了流通股东的力量，以后会更重视沟通。”
“与其他机构沟通：最复杂。”沈清如翻到盟友名单，“五家明确反对，三家摇摆，四家不支持。摇摆的那三家，最后都投了同意票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害怕成为少数派，害怕方案通过后得罪上市公司，害怕股价下跌被持有人问责。”沈清如总结，“这些恐惧，比我们对合理对价的坚持，更有力量。”
陈默沉默。这是人性，是制度，是市场生态，不是靠一次投票能改变的。
“所以我们下次要做得更好。”他在白板上写，“建立更稳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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