丰大人的指控。”
“但那些粮食配给不公的申诉，最终可能指向他控制的系统。”另一人说。
“所以我们要重点关注这类申诉的处理方式。如果申诉处深入调查，就可能触及敏感领域。”
他们注意到，广场上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讨论氛围。人们开始公开比较各自的申诉内容，寻找共同点，甚至自发组织起来准备集体申诉。
这是一种微妙但重要的变化：以前的不满是个人的、私下的、零散的；现在通过申诉处这个平台，个人的不满可能被连接成公共议题。
观察员之一低声说：“安提丰大人预料到了这种情况。他说，民众的不满需要出口，但出口的方向需要引导。”
“怎么引导？”
“提供一些容易解决的小问题，让申诉处‘成功’处理，建立信誉。同时，通过我们的人提交一些指向莱桑德罗斯支持者的申诉，制造内部矛盾。”
他们继续观察，记录下每一个细节：谁在组织讨论，谁在表达担忧，谁显得特别积极。
三、药房里的声音
下午，卡莉娅在保密咨询室接待了三位特殊申诉者。房间经过特别布置：厚重的门帘，远离窗户的位置，轻声说话时外面听不到。
第一位是个中年陶匠，他的兄弟在布劳伦地区失踪。情况和忒弥斯托的丈夫类似：去银矿找工作，途中失踪，有目击者看到可疑人员。
“我不敢公开说，”陶匠声音颤抖，“我兄弟曾经在公民大会上反对过安提丰的一个提案。只是投票，没有发言，但可能被记名了。”
卡莉娅记录，然后问：“你有告诉其他人吗？”
“只告诉了我妻子。连孩子都没说。”
“你希望我们做什么？”
陶匠沉默良久：“我不知道。找人？但去哪里找？调查？但谁去调查？我只是……只是想说这件事。憋在心里太难受了。”
卡莉娅理解这种感受。有时候，说出痛苦本身就有治疗作用。她承诺会秘密记录，并留意类似案例，如果发现模式会谨慎调查。
第二位申诉者是位老妇人，她的儿子在公共安全员中服役。她怀疑儿子被命令做一些“不干净”的事。
“他最近回家总是心神不宁，半夜惊醒，”老妇人说，“我问，他不说。但有一次喝醉了，含糊地说‘不想再干那些事’。我问什么事，他就闭嘴了。”
“你觉得是什么事？”
老妇人压低声音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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