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…我曾经的雅典。”
她离开后，卡莉娅长久地看着那本账册。
“她说得对。”卡莉娅最终说，“我们可能无法根除系统，但至少可以留下一个先例：反抗的先例，揭露的先例，拒绝沉默的先例。”
傍晚，马库斯带回关于安提丰演说内容的部分情报。
“我的线人也不确定全部内容，但听到了几个关键词：‘自然秩序’、‘理性统治’、‘民主的幼稚病’。”马库斯说，“典型的安提丰风格——用哲学包装政治野心。”
“具体会说什么？”
“大概会论证：民主制度本质上是不稳定的，因为它让无知者决定专家的事务。雅典需要由‘最有智慧的人’统治，就像船需要船长，军队需要将军。”马库斯模仿着安提丰可能的口吻，“他会说，西西里的失败不是偶然，是民主必然的结果。而要避免下一次失败，必须改革政体。”
莱桑德罗斯能想象那篇演说的力量。安提丰不会直接为贪污辩护，他会把讨论提升到政治哲学层面，让具体的指控显得“琐碎”和“短视”。
“我们能反驳吗？”
“很难。他是雅典最好的演说家之一。”卡莉娅诚实地说，“但也许…也许我们不需要在哲学层面反驳。我们只需要坚持具体的事实：这些人做了什么，导致了什么后果。让民众自己判断：能做出那些事的人，是否配称‘最有智慧的人’。”
日落时分，斯特拉托再次来访，带来了一个请求。
“我女儿和女婿想见你。”老人说，“他们明天也会去公民大会。他们…有些问题想问你。”
莱桑德罗斯同意了。不久后，一对中年夫妇走进病房。男人是陶匠，手上还有未洗净的黏土；女人是织工，手指粗糙。他们看起来紧张而困惑。
“诗人先生，”男人开口，“我们…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投票。科农说投票成立特别法庭会导致分裂，安提丰说民主制度本身有问题。我们只是普通人，不懂这些大道理。我们只想知道…真相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比和平还重要？”
这是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问题。莱桑德罗斯思考着如何回答。
“我父亲是陶匠。”他最终说，“他常说，如果一批陶土有问题，烧出的陶器会开裂。你可以把开裂的陶器糊上泥，涂上彩釉，看起来完好无损。但下一个用它的人，可能会被碎片割伤，或者发现它装不了水。”
他停顿，让夫妇消化这个比喻。
“雅典就像那件陶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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